文 / 朱宁
宋代是中华文化成就最为璀璨时期，其书画等艺术作品则犹如棱镜，折射出文人士大夫七彩般绚丽的精神世界。
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是说文化和价值的传承与创造始终是士人使命。士大夫，有“起而行之”之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三国何晏如此解释这段话：“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何晏《论语注疏解经》）。“狂者进取”，成为文人士大夫执着追求修齐治平理想的一种集体行为，贯穿于南北两宋历史。有宋一代实行皇权“与士大夫治天下”。宋代士人的政治、文化以及物质待遇在中国历史堪称尊崇。不像魏晋文人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的忧生忧世，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须仰武人鼻息的斯文扫地，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因动辄文字狱、血光之灾而悸忧。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及天水（指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这使他们成为文化修养最为渊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立言传世、成圣成贤是宋代理学家的共有理想。二程十四、五岁便学做圣人，立志成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圣贤气象。朱熹一生以圣人自期，陆九渊更提出惊世骇俗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论，……宋人在思想、学术上狂傲自信、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被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独治学有狂者，从政者亦然。范仲淹作《灵鸟赋》，以灵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明志，其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敢谏的作风，影响了两宋士风。《宋史》本传说“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然而，宋廷为防止文官专权，又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官吏们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弹劾而被免职、贬官、流放。
石进旺 |《无端白雪落沙来》| 138x68cm | 2007年
高度的中央集权、严苛的台谏制度钳制着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宋代士人在儒家传统的救时行道、名节相高之外，只好追求一种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境界，其人生态度可用“适意”二字概之。干道四年，辛稼轩登建康赏心亭后叹咏道：“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季鹰，即西晋有“江东阮步兵”之誉的张翰。“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世说新语笺疏》之识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传·张翰》）。遂命驾便归。其人其事显示出一种始自竹林遗风的士大夫优雅、适意、旷达的人生哲学。魏晋名士长期处在满怀忧祸的境地，便只有放怀山水，纵情诗酒，这种内心悲剧性的行为释放就是放浪形骸、潇洒不群、超然自得。魏晋流风遗韵深得游心于翰墨的宋代士人的激赏，不自觉中流露出对魏晋士人不着形迹、潇洒出尘的人生态度与“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题笔阵图》，载《苏轼全集》卷六十九）的神往。一种普遍存在于宋人的生命忧患意识，使“适意”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多维精神品格的一个维度。陆放翁《饮酒》诗云:“人生适意即为之，醉死愁生君自择。”这种对生命主体的智性认识，包含人生价值的终极选择。
于宋代士人而言，若想保持人格独立与自由，则只能脱离官场，或归园田居，或栖隐山林，但没有了官家俸禄，其遭际也就有可能像唐末五代的隐士那样窘迫。这种矛盾使宋代文人产生了隐于官场、隐于内心的折衷。或在禅定中潜心体验生生不息、圆明活泼的生命本质，消解一切世俗的烦累；或在游山玩水、渔猎躬耕、营园艺蔬、品茗饮酒、吟诗作文、濡墨挥毫、抚琴啸歌中肆意享受生活乐趣。对于受到朝廷严格控制又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宋代士大夫文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放翁在《烟艇记》中记到：
石进旺 |《宋人笔意》| 68x68cm 斗方 | 写意山水画
“万钟之禄，与一叶之舟，穷达异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于此也。其果可求欤?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于千里者，则安知此室果非烟艇也哉!”
宋代已然国势孱弱，又面临辽、金、蒙欺凌，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因此宋代士人率性洒脱，其人生富有诗意，生活中表现出一种对空漠、淡泊情趣的追求，它们与道教与老庄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及所宣扬的清明虚静、恬然自适的心态一道，凸现出士人人生观与艺术观优雅、超拔、萧条、淡泊之极尽高蹈的一面。在艺术创作与品鉴中所追求的是个人思想感情适意畅神的表达，是对一种清淡深远的尚意艺术境界的向往。“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宣和画谱》引范宽语）。黄山谷所谓“无功之功”，即佛家“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通过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的直觉观照和体验达到瞬间的“顿悟”，达到超脱一切获得解脱的自由的精神境界。
“由理学，可以见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内收敛；由词，可以见宋人心情之婉约幽隽；由古文及书法，可以见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清而不贵华丽。”（钱钺《论宋诗》）刘熙载也说：“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谓“意”，是一种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内心体验与言约意丰、得意忘言的艺术追求。《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取其意气所到，也就是说艺术之美不仅在于外在形态，更在于内在神韵，即其所传达的情趣、学养、品性、胸襟、抱负等精神内涵。
石进旺 |《烟云出没有无间》| 138x68cm | 写意山水画
“适意”，这种无可无不可、悠然自得的生命哲学，被宋人灌注于诗画艺术活动之中，进而使诗意人生成为宋之士人集体性精神狂欢的盛宴，也使其雅致、超拔、通达的精神品格成为中华民族心灵慰藉的永恒美酒。对宋代士人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尊重文化、尊重士人的时代，也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巨人时代，生活在与苏子同行的时代，生活在山谷、放翁、稼轩、范仲淹、王安石、朱晦痷的时代。然而，他们又是不幸的，专制终归是士人个性自由的鸩酒。最终，宋代士人诗意人生与修齐治平的入世志向之间纵横交错的纠结，又无可奈何地透析出一种去意彷徨的怆然。与同时代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已悄然孕育的人文主义思潮的际遇不同，宋代文人虽能像魏晋名士那样做出思想学术自由必需的人格独立的尝试，却不能像那个时期欧洲思想家、艺术家一样，躲避到方兴未艾的、与绝对主义王权相对独立的大学象牙塔成就古典文化之复兴，更多只能在仕与不仕、大隐或小隐，抗争还是屈服之间做出以精神品格为参照的选择。东坡在结束了海南三年的贬谪生涯之后固然可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超迈为诗意人生作结，秦少游也可以在贬无可贬之后如杜鹃啼血般咏出“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之绝唱，有“兀傲奇崛之响”的黄山谷在贬而又贬、苦饮“江湖夜雨十年灯”之后，也只有毫无眷恋的临终一瞥……，还有稼轩们空怀报国的叹息。——试图在此间以佛家、道家的博大、玄奥化解这种抉择的彷徨和痛苦的种种“适意”，终究只能谱写专制时代矢志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的士大夫命运之悲怆。
石进旺 |《夜雨响山扉》| 68x68cm | 写意山水画
同样的“适意”选择：1912年春天，著名哲学家、诗人乔治·桑塔耶那在哈佛大学授课，看见一只知更鸟飞来停在教室窗棂上，与鸟相视一番后，他对学生说：“Ihaveadatewithspring(我与春天有个约会)。”于是宣布下课，辞职飘然而去。那时他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在隐居著述中度过他的后半生（萧公权《问学谏往录》）。每一个士人都可以在午夜冥思中自问（如果今天还有这么一个群体的话）：田园将芜，可否借助此刻的春光，找到自己精神家园的归途？而这一缕春光，实际不需要来自那拉提草原，或者来自塔希提岛，或者来自依稀模糊的富春山，……其实它就在那里，深藏于我们古老文明的一些已经包浆的汉魏石刻、已经一触成灰的汴杭锦织，甚至是渐如砂砾的青花瓷片，但是更多都在那些浩瀚如星的典籍之中，在“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楚骚、在激越慷慨的“广陵散”古曲，在“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的唐诗，在“溪山行旅图”的宋画，在“牡丹亭上三生路”的曲本中……
大石君于宋画有数十年研磨、品鉴造诣，广开弘扬宋画艺术讲座之余，出版《宋画鉴赏》嘱我作文以序之。可以这样说，宋画、特别是宋代山水画是中国画如高耸云中的群山之一座，尤以影响深远的“士夫画”的出现照耀画史，其独特的审美和艺术意趣是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其华庑之博奥、之玄妙，可用北宋大家郭熙《林泉高致》一段画论概之：
石进旺 |《松下抚琴图》| 68x68cm 斗方 | 2012年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
“可居可游”表明观者和画中景物具有一种现实介入的关系和身临其境的经验。这种介入性互动认知世界的观察方法，源自《周易·系辞传》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如宗白华说：“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我们的诗和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这正是中国山水画独特美学深厚渊源之所在。
东晋、刘宋之际，士人通过山水以“畅神”、追求“天人无际”、“天人合一”。谢灵运高咏“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宗炳力倡“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使山水诗、山水画成为各自领域独立篇章。山水诗、山水画自此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精神符号。于当下而言，传统艺术尤其是宋代诗画继承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继承之？是一个困扰国人百年之久的重大课题。传统艺术之美，端在“格调高古”。而宋代美学中的“尚意”、崇尚学问、学古又不拘泥古人，凡此三点，最值得后人深思。
我与大石君自幼同饮天山雪水、高天飞泉，在广袤劲烈的漠风吹拂下长大，有总角之谊、更有于诗画如琢如磨的少年情怀。那时他痴迷于宋明画艺不能自拔，我则沉湎于诗词歌赋与学术。“怅别霜河北，梦追雪岭东”。北疆一别，竟二十八年未见，直至去年秋暮再度相握于文津街一家餐馆，相顾一笑，惟叹息人生之浮云流水。大石君寓居闽南，怀揣一山一水、一沙一木，随心所欲游走于大江南北书画界和宋诗宋画里的大好河山；而我在燕山之下的书庐或品茗抚牍或著述，或如班定远所云“久事笔砚”，于朝九晚五的轮回中看鸟去鸟来、云聚云散……。巧合的是他浸淫宋画久矣，并矢志于传统画法有一番大作为，而我专研七律自杜工部、李义山而下，又由钱牧斋、陈卧子、王弇州、元遗山溯源而上，恰在陆放翁、黄山谷、东坡数千首七律的骇浪中作扁舟一叶的逍遥。于是乎就有了这篇序文之由来。前述分析，盖因“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声诗”、向来“诗画一体”，皆为士人精神品格之结晶，对于宋诗、宋画的理解，须要从那个时代文人艺术家他们的时代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切入。也籍此提醒自己谨记：传统艺术作品至今动人的是其背后令人肃然起敬的淑世情怀和“适意”的人生哲学。
石进旺 |《幽谷观瀑图》| 150x70cm | 写意山水画
是为序。丙申四月十五于抱剑养浩书庐。